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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牌监制谈两岸合作:大势所趋,李安也不留在台湾

发布时间:2017-01-29 09:27:23 来源: 腾讯新闻     

  腾讯娱乐专稿(文/陈小猱)

  2017年春节档,周星驰徐克组合、王宝强、韩寒、成龙四组人气选手混战,堪称史上最凶险的春节档。然而,就在不少小体量的贺岁片纷纷避让的情势下,大陆台湾合拍的《健忘村》却选择了迎难而上,即使万达爸爸退出了发行阵容,影片也依然选择坚守阵地。其实,作为一部能够网罗到台湾本土商业片大导演陈玉勋,超强本土明星阵容舒淇、张孝全和杨佑宁,以及两位王牌监制李烈和叶如芬的商业片,《健忘村》可能是迄今为止对于内地市场最有野心的两地合拍片了。

  《健忘村》剧照

  但是,在逐渐成熟的陆港合拍片和强势崛起的本土制作面前,《健忘村》的完成度还是显得稍微稚嫩了一些。这其实也是两岸电影关系现状的一种侧写——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两岸的电影产业一度是非常割裂的,两岸的观众对于彼此的电影也完全不接受。然而,随着大陆电影产业市场越来越大,不管是壮大过程中对于周边地区的吸引力,还是台湾电影人对于变革的内在需求,都促使他们不得不跨越这些隔阂,试图与内地产业融为一体。但是,在2007~2008年冒出一批拥有操作类型片潜质的导演后,两岸的合作也并没有像陆港合作那样,迅速驶上快车道。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王牌监制叶如芬

  《健忘村》上映前夕,腾讯娱乐对影片两位王牌监制李烈和叶如芬进行了专访。两位“老炮儿”从辅导金对台湾电影的好处与坏处,台湾导演与内地审查制度之间的纠结过往,谈到台湾电影人面对内地市场逐渐壮大时的心理建设过程,通通直言不讳,帮助我们梳理了台湾电影人的“性格”如何形成,如何决定了台湾电影人的“命运”。是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但在与内地团队接触最亲密的两位幕后大佬眼中,两岸电影团队的融合一直在进行,只不过因为历史原因,一切都要慢慢来。但未来却仍然是可期的,因为市场壮大的需求是客观存在并且是强势存在的,合作一定是大趋势。

  辅导金是好事or坏事?

  李烈:没有辅导金我的第一部电影就拍不出来

  辅导金给的是人,这些人要做的是创意的事情,怎么可能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可以适合所有的人跟所有的作品,不可能的,一定会有问题在。说实话,这些电影有很多拍得不好,甚至很烂,因为辅导金它是审企划案,审主创团队有谁,导演想怎么拍,全都是文字的东西。影象的东西只用文字来呈现的时候,一定会有落差,有时候甚至会很大。有时候他们找了一个非常会写企划案的人,可是导演没有执行力,片子就拍坏了,这样的例子一直都有。

  王牌监制李烈

  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例子,就完全抹杀了这个制度对台湾电影的帮助,或者说它伤害了台湾电影,它有它非常大的贡献在。因为我的第一部电影就拿了辅导金,如果没有那笔钱(450万)根本就不可能开拍,没有人要投的。我那时候就是凭着一股傻劲,拿着辅导金的钱拍的。台湾很多导演都是这样的。有了辅导金,很多台湾电影才能拍出来。

  叶如芬:会让台湾导演变得很被动

  全世界对新导演的资助最好的应该是台湾,就是因为有辅导金。文案写好,剧本写好,送去甄选,然后面试,九个评审,觉得你有机会,就给你一笔钱。以前的钱比较少,500万到600万,现在都是1000万,新导演是给1000万到1200万,人民币大概200多万左右。拍过两部片以上的导演,还是想申请辅导金,我们把他放在一般型,会给到1800万台币和2000万台币,大概300万人民币到400万人民币左右。辅导金也有条件限制。第一,一定要台湾出品,因为它是政府的钱。第二,辅导金也是有限制和管控的,它是分四期给的,拿到第一期的钱要等到差不多拍了吧,拍完才会有第二期。如果你没有做到,辅导金是不会给的。

  侯孝贤设立了帮助年轻人拍电影的电影基金

  通常拿到辅导金的案子,再找钱比较好找,是因为辅导金的评审已经帮投资人过滤过了。大部分新导演都是3000万台币,他已经拿到1200万辅导金,我只要再帮他找1800万,比如我就找两家,各900万,不就好了,很快他就可以拍了。有的会说你都没有拿辅导金,你直接跟我说我要3000万,那我怎么相信你?(除非)有的很有经验,懂这个案子,会帮你。可是没有辅导金,会比较紧张一点。

  还有就是县市的补助。台北市、高雄市、桃园县或者台南县,为了鼓励大家到他们那里拍片,可能会有一个500万、600万台币的补助。所以一般台湾导演们拿了辅导金,再看看高雄钱比较多,就把台北改成高雄。所以台湾的新导演们或者是制片们就比较幸福。

  反观香港或者是中国大陆是没有这样的鼓励的。导演们就要自己跟投资者们对抗。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样,他们变得战斗力比较旺盛,而台湾导演有时候非常被动。上半年如果投不中,我就投下半年,今年都没中,明年再投,文案也不改,剧本也不改,因为每年评审不一样,你可能今年拿不到,明年的评审口味换了,就会拿得到。有时候今年没有过的和很烂的案子,明年会发现怎么过了,谁审的?所以辅导金有时候会有争议,给到一些很不好的案子,他们拿了钱也不好好拍,乱拍,或者拿了钱也不知道在干嘛。所以这几年辅导金比较严格,大家还是会严格一点。

  台湾导演能适应内地审查制度吗?

  李烈:合作一次就懂游戏规则,对未来看好

  大家同根同种,但是在很多思想观念上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台湾的年轻导演已经习惯了在创作的时候,不会先去想有什么限制。大陆的创作人很自然就把这些(不符合审查的)东西给避掉,这些台湾导演还不会。所以合作前期一定会有一些这方面的误差。 可是我自己感觉,随着接下来的合作越来越多,基本上合作一次,你就清楚了游戏规则,自然不会犯以前的错误。所以整个(未来的)合作我自己是还蛮看好的。

  去年的金马奖大奖都颁给了内地影片,被认为是台湾电影圈向内地“献媚”

  叶如芬:审查标准太难摸头,让人觉得太麻烦

  台湾导演有的时候不会想到那么多,不知道它的界线跟底线在哪里。这个要学习的,只能这样讲。像去年曹保平的《烈日灼心》,一开场这么血腥,人还逃了,结果去当警察了……为什么会过?结局当然是圆回来了,要为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所以你不知道总局在想什么,有时候你觉得会过,他不过,你觉得不会过,他过了。有时候我的导演问我,为什么那个片过了,我们这个不行,我说不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情就是这样。所以应该可以多开放一些交流,要不然开放面试,就像我们辅导金面试,导演、制片坐在那边跟我们讲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几个评委听一听,被说服了,可能很容易就过了。希望将来多一些两岸交流的机会,比如说台湾电影人跟内地电影人,或者是台湾的文化部、影视局跟广电总局多一些合作和交流,坐下来聊聊天,起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我们就会知道一个案子有些什么问题,先不要送,改一改再送,或者换一个案子再送。现在基本上是石沉大海,一个月两个月才知道,来了就是不过,导演和编剧们就会觉得很别扭,然后就不想来拍片了,觉得太麻烦了。

  不与大陆合作就没出路吗?

  李烈:只拍小片子不能成长

  这个观念绝对没错。但你要让时间来改变一切,两边的互动越来越好,观众都慢慢地培养起来,现在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所以,现在讲太多(观念差异)也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就要把心力放在电影上,做出好的作品,比什么事情都重要。朱导(朱延平)、侯导(侯孝贤)和我们都觉得说这有什么好谈的,就把戏拍好(就好了)。年轻导演如果永远只拍小片子,就永远不能成长。

  叶如芬:当然,否则李安为什么不留在台湾?

  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拍片,比较容易被保护,那你要拍工业型大投资的电影就会比较被动,因为台湾电影本来就没有工业化。内地电影人都是制片厂出来的,所以每个人都很彪悍,要为他的工作争一席之地。台湾可以不用。在台湾,拍片失败了,没有赢得票房或者得到什么奖,他就不做了,开咖啡店去。台湾很多人喜欢开咖啡店,回家乡开民宿,小确幸嘛,每个人都习惯了当自己的老板。

  (这种概念)有他的优点,我现在讲的是缺点。像我在台湾拍片,我是很辛苦的,每个人都自我意识高涨。即便台北市的影委会帮我们去协调,居民还是会打电话报警,说你别在我这边拍,吵死了,给钱也不行。他就是觉得我要维护我生活的方式。大陆是因为有片场,山川、野外、乡下,到哪儿都可以拍。有的付了钱,请居民帮帮忙,他们也愿意。但是一回台湾就会觉得拍片很累。

  台湾导演是非常自我的,但电影是团队工作,它绝对是跟工业靠拢的。你可以做大的电影,工业化你才可以做得好,然后产业进步了,一些艺术形式的电影就可以被复制。可是你一直在做艺术片或是小清新的电影,然后要做一个类型片,怎么样?做不出来。

  我觉得台湾的导演是需要学习的,因为在台湾做导演就是自由惯了,到内地他就要遵循比较正统的拍电影的规矩。但是电影的市场毕竟就在那里。其实你想想,李安为什么在美国,而不是在台湾拍?只有我叶如芬敢问这样的话。因为他想要实现的,只有在美国才可以,在台湾做不到,对不对?讲白了就是这样。可是我们都不把这个神话戳破。我们都非常赞叹他的勇气,其实这个勇气的背后是因为他选择了留在美国。既然我有这样的能力,我就留在美国滋养壮大自己,只有滋养壮大自己,才能对台湾电影有一些贡献跟帮助。

  《路边野餐》在台湾很受欢迎

  一样啊,我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多做合作,是因为我想要壮大自己,要开阔我的眼界。它的电影市场这么大,我只要做一部片赢得观众,我就可以做更多我想做的电影,不就是这样吗?我在台湾做电影可能更独立自主,更快乐,也没有问题。但是台湾就2300万人,大陆那么大的市场,那么多的人,你要怎么去比?那你要不要大家合作?其实我们今天可以跟美国人合作,跟日本人合作,跟韩国人合作,却不能跟内地合作,那不是奇怪吗?我们还讲同一种语言,不是更方便?我每次用韩国团队都累得要死,本来5分钟的事情变10分钟,万一翻译不好你就完蛋了。不如华文同文同种,大家一起创造很好的华语电影,不是很好吗?

  有时候我就觉得台湾电影人太别扭了,你想那么多干嘛?我觉得要打破,当然因为上一代的一些问题,这个过程要慢慢来。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越来越知道要打破这个隔阂。否则的话,台湾电影就是这样(摊手状)。

  台湾导演能否克服两岸“文化差异”?

  李烈:影像作品是对所谓的文化差异最好的融合

  年轻导演碰到错的团队、制作方,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所有的资源统统都得不到,会影响到作品。电影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花的每一分钱,银幕上都看得出来。这的确是年轻导演的确最容易碰到的问题。但是现在碰到几次这样的问题之后,大家就会学精了,会聚在一起分享一下信息。谁碰到一个觉得不好的公司,大家就不太会跟这样的公司合作了。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倒不是太大。

  我们以前一直很头痛,台湾导演的片子大陆观众都不爱看,大陆导演的片子台湾观众也不爱看,不管在大陆有多火,到台湾就是惨的不得了。台湾的也一样。但这两年的金马影展,大陆电影的票一下子就卖光了,我那时候搞半天才拿到票。还有在大陆艺术电影的市场还没打开,但像毕赣去年的《路边野餐》在台湾获得很大的反响,又得了奖,这个也鼓励到了在大陆想要拍艺术电影的年轻创作者。而且台湾观众有一批人是非常爱看大陆电视剧的,卖得蛮火的。这些都是要培养的。所以我觉得所谓的文化差异,影像作品其实是最好的融合。这里面有一个习惯的问题,之前台湾观众为什么都不看大陆片,因为大家的用字不同,讲什么都听不懂。但是你看多了几部就会了,然后加上网络的传播,现在很多大陆习惯的网络用语,台湾网民也用。语言没有那么多的障碍,大家对电影就越来越可以接受,起码从年轻人开始,互动是越来越顺畅的。

  陈正道凭借《重返20岁》和《催眠大师》在内地站稳脚跟

  其实台湾电影每年的产量已经比之前高很多了,只是没有反映在票房上面。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年轻人对于怎么去掌握市场这一块,还抓不到。经过挫折跟碰壁之后,他们也在学习。我跟叶如芬在创投会当老师,就发现每一年的案子水准越来越高,而且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他们的创作方向截然不同,都非常有趣,但各有各的巧妙。这就表示台湾导演在市场上受挫之后,就会转回去思考这些问题,怎么样市场会接受,会买单。不是我自己在这边瞎乐观。像陈正道肯定是已经站稳了。像《命运化妆师》的导演连奕琦,后来拍了苏有朋和林依晨的《甜蜜杀机》,他最近几个案子全都是在跟大陆合作。像《一页台北》的导演陈骏霖最近有一个案子也是跟大陆合作。其实这几年,大陆有很多案子都在尝试跟台湾导演合作。我自己当然会期待这样的合作跟互动。你必须要靠着这样的合作跟互动,才会越来越成熟。

  有没有具体的方法论?

  李烈:会建议台湾导演多研究《夏洛特烦恼》

  台湾导演还需要很多的训练。这几年大陆有几部电影是操作的很好的商业电影,尤其是《夏洛特烦恼》。坦白讲,一开始我想的是会不会看20分钟就跑出来。结果刚刚开始10分钟就是婚礼,很老套的东西,那我想再看10分钟好了,没想到从沈腾进洗手间开始,一路该笑的笑,该感动的感动。到茴香面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呀,真的是太会洒狗血了。真的看的很开心,娱乐需求得到了满足,这是商业电影很重要的一点。我常常跟年轻导演推荐这部电影,我说你看人家也是年轻导演,没有拍过电影,但是操作商业电影就很流畅,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夏洛特烦恼》成为台湾年轻电影人的商业片范本

  叶如芬:反正我想做有点新意的作品

  也没什么。我觉得就这么往前走吧。反正我有一个使命感,要做那种没有人看过的电影。可是电影已经百年了,哪儿有什么没看过的电影,没看过的题材或者元素,但是总有一点点新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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