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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抗战之十五·九一八后四川军阀如何祸国殃民

发布时间:2015-10-13 02:41:02 来源: 凤凰网     

引言:本期《重读抗战》我们来看一看四川军阀。抗日英雄王铭章战死前曾说过“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之罪愆了!”,那么七七事变前四川军阀都做了什么能让王铭章有此感叹?传说中的“四川王”刘湘被吓死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将在本期中揭晓答案。

中国“异域”到抗战大后方:四川的身份转变

四川地处西南,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离较远。四面环山,铁路未修,交通不便。与西南以外地区的联系,水路主要经三峡,陆路主要经剑门关,这两处又多险峻。地理因素一直是四川与外隔绝,一个主要原因,也因这种隔绝,在民国初年到七七事变之前,四川被很多国人视为“异乡”。

除了地理的主因外,自1924年熊克武以北伐名义率部出川,其后的10年间,国民党基本上在四川丧失了政治影响力,四川政权落入新兴军人的手中。比起更具全国性质的国民党人,四川新兴军人行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善于内斗,而不大参与全国政争。自1920年代始,新兴军人占据权力中心,四川战争乃真正成为“内战”,也就丧失了道义上的正当性。1925年,就已有人批评四川军人“并无何等远大思想,只求其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金钱狼藉,于意已足”。

当时人认为,四川新兴军人“没有统治全国的奢望”。窃以为“奢望”二字颇能曲尽四川军人的心态。川军多头并立,军事竞争十分激烈,能站稳脚跟、立定地盘已不易,遑论“统治全国”?四川军阀刘文辉曾称,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自以为已经能够收拾四川的其他军人了,就“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从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但很快败退。大部分军人还是要实际得多,以自保为主。

与此同时,四川军人的自信心也在下降。不但无向外发展的“野心”,连统一四川甚至自保也要引外援为助。当时,“在国内几乎没有一个较大的军阀处,甚至没有一个通都大邑没有四川军阀的代表”。四川多头并立,不能统一,颇为外省军人看不起。因此,他们很少与川军结盟。结交外援成了一厢情愿,结果只能用内斗的方式解决问题。

傅葆琛曾经说,四川人“素来不去管外边的闲事。外边的人也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管四川的事”。20年代的四川在全国政治地图上处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位置,对“外边”的影响远还未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因此,也就常常处在忙于逐鹿中原的外省军人和“中央政府”的关注视野之外。从实际看,南北政府对待四川军人多采取承认现状的态度,分别委以官衔,借以羁縻。这些“官衔”又往往成为四川军人内战的凭资。

外省人不了解四川,四川在中国如同“外国”:“军阀林立,兵匪如毛,蜀道艰难,外省人闻而生畏,不得履其地知其详,有加以秘密国之称者。省外人视四川,几如外国人之视中国,且或更有甚焉。盖外国人虽不知中国,然常派人来华调查,省外人不知四川情形,鲜有闻入四川作切实调查者,省外人之知四川,全凭报纸所载之一二简短通信而已。”

如此异类的四川,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了“抗战大后方”,而这个华丽的转身,又不得不说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大后方”计划。

四川是如何进入蒋介石视线被选为“抗战大后方”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鉴于日本的局部侵华和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开始筹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战略基地,并初步打算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1年9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准备将首都迁到西北,准备与日军一战的思想。10月3日,蒋介石在与熊式辉商量备战计划时认为,无论和与战,西北实为政府的第二根据地。这说明,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蒋介石心目中的后方根据地是在西北,战时首都放在了西安。

很快,这一设想就有了实践的机会。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次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余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与之决战,……否则随时受其威胁,必作城下之盟也”。1月30日,国民政府即发布《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表示“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威胁,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是由于首都南京靠近上海,一旦战事发生,毫无坚守的余地和希望。随即,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了一次国难会议,其讨论的中心内容是以“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地,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3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迫迁都,并开始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经营。正如宋子文所说,“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现在沿海沿江各省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

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加紧对陪都长安(即西安)的筹划与建设,并先后讨论通过了蒋介石提议的《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和行政院秘书长诸民谊等人提出的《开发西北案》。前者决定“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拨款”。后者决定设立行政院直辖的西北拓殖委员会,负责对陕、甘、绥、宁、青、新各行省全境及外蒙西部等处的开发建设。全国经济委员会也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国民政府对西北根据地的重视,直接引发了“开发西北”的热潮。

由此可见,在“一二八”事变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以西安为陪都、以西北为战略后方准备对日作战的。但是,国民政府选择西北地区,只是因为国民政府尚未将西南诸省真正纳入其统治范围,相比之下,其控制区中只有西北可堪一用。但是,由于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自然条件较差,文教相对落后,人力资源不足;在地理上,西安靠近华北,一旦华北沦陷,西安和西北地区容易受到威胁;加之西北地区接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于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其感受到的威胁并不小于日本;同时,西北地方军阀一直未被国民政府完全控制,也是一块不小的心病。因此,将西安作为未来的战时首都,将西北作为未来抗战的核心后方基地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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