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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楼市一降价消费者就闹事 政府袖手旁观

发布时间:2014-05-06 10:01:08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肖翊I摄

  王石说,近年在美国游学时,他曾担心自己会熬出抑郁症,但他也想通了很多事,例如万科要少用能人,例如在中国如何“不行贿”把生意做下去。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刘砚青 |北京报道

  17岁参军、33岁创业、40岁公司上市、47岁飞滑翔伞、52岁登顶珠峰、54岁徒步北极、60岁海外游学。王石说,如果自己可以活到70岁,就去戈壁滩办农场。因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活得精彩”。

  虽然他自称是个张牙舞爪的人,但即便是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却仍能处之淡然。“创业那些年,压力非常大,但是睡眠一直很好,越是困难时期,睡眠越好。”然而初到哈佛游学的那段时间,王石每天都会熬夜写作业、看笔记,而且经常一熬就熬到4点。“即便强迫自己躺在床上休息,却无论怎么都睡不着。”

  王石说,他甚至曾经担心自己会熬出抑郁症。

  “第一学期感到脑袋累,担心自己神经衰弱,但置身学习环境中,发现封存的思维竟重新开动了,就好像给生锈的机器灌了润滑油,激发出新的活力。”王石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从2011年开始的游学经历,为他带来了一个旁观自己、旁观中国企业、旁观中国商业文化的新维度。

  万科要少用能人

  今年3月,王石推出他的新书《大道当然》,记录这种新的思考维度,很多年轻人追捧此书。王石在书中说,辞去总经理最初那段时间,他尝到了各种失落感。“那种感觉就好像前一天还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第二天就让你拄根拐棍去公园散步。”王石说,刚卸任那几天,出于这种失落,他会在新任总经理汇报工作时,总忍不住插话、打断、干预,不知不觉扮演起“垂帘听政”的角色。

  “到第三个星期,总经理再汇报时,我发现他眼里不再放光,看样子是想:‘与其来做汇报,还不如直接听指示。’……他很快已经没有最初的那种冲劲了……”王石在书中写道,“我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既然是自愿交权,为什么还不放心?因为觉得他们会犯错。”

  自认从创业至今一直在犯错的王石很清楚,犯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为了让新的接班人亲自经历、进步成长,他必须彻底放手。于是,为了疏远自己和管理层的距离,王石决定离开公司登山探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去大自然创新空间来释放、折腾、证明自己”。

  不过,王石虽然离开了公司,却坚持着“少用能人”的用人原则。

  “虽然我自己是个能人,但我认为办企业应该少用能人。”王石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笑着解释,“什么叫能人,就是能人所不能之人。企业在急速发展的过程中,肯定急需能人,但是往往破坏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的,也恰好就是这个能人。”

  “这种人作为发明家是好样的,作为创业家也会是好样的,但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却不合适,因为能人喜欢打破常规,不喜欢遵守规章制度。”王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万科的掌门人,他也曾经用过能人,但几十年来的经验告诉她,能人带给企业的杀伤力往往大于贡献。

  “个人创业往往要充分张扬个性才有可能成功。但是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就要服从公司的统筹安排,淡化与公司整体发展不太协调的东西。”王石说。

  楼市一降价消费者就闹事,

  缘于中国同情弱者

  到了哈佛以后,王石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自己原来所处的生活环境。“抽离出原来的环境,你会更心平气和、更理性地看待很多事情。如果说原来更多是一种着急,现在就会发觉其实中国的改变和进步已经很大。如果说原来更多的是期待从制度上有所改变,现在则学会了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索差异。”王石说。谈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王石最突出的感受在契约精神上。

  “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中国没有契约精神。但实际上,我们不但有契约精神,还出现得很早。3000多年前的地契本身就是一种契约精神,但是我们的契约精神和西方契约精神从文化来讲有很大的差异。”王石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西方信奉在契约面前一律平等,而中国的契约精神,是基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是同情弱者,这个传统也体现在对契约的执行上。

  “虽然契约中规定了买卖双方的价格,但它背后还会暗藏一个补偿机制,这个补偿机制不是说你如果不能履行我该怎么惩罚你,而是一旦卖方有了赎还意愿的时候,赎还的价值是原来的价值。为什么楼市一降价消费者就闹事?为什么这时政府采取的态度基本是袖手旁观?因为虽然按照契约精神来讲,买卖已经成了,但是我们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还有一个原则,叫做同情弱者原则。”王石说。

  在王石看来,传统社会对心理的影响很难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消失,尤其在被动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契约精神的发展并不与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同步,因此很多人尝试着用传统社会的方法应付现代社会的挑战。

  “中国人做生意,讲究先建立交情。一起喝酒、唱歌,成为熟人,彼此认可人品、价值观甚至家庭出身,那就可以一起合作了。现在很多企业家疲于应酬,甚至都没时间花在企业内部管理和战略规划上,就是因为需要维护的关系太多了。甚至对很多中小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能做多大,取决于企业主能维持多大的社会关系。”王石说。

  “契约精神应该体现在现代社会交往的各个层面,自由个体之间自愿签订的契约,就是一份需要每个签署人遵守的神圣约定。这份约定是平等的,不能因为身份地位或者亲疏远近的不同而在执行中打折扣。而国家的责任,不是在个体之间寻找需要保护的弱者或亲者,而是保证其能够得到执行和遵守。”

  “想不行贿把生意做下去,不容易”

  2009年,王石曾和一些朋友发起过一项拒吃鱼翅的倡议,然而一位被他拉过来签字的企业家却拒绝签字,理由是:“如果将来跟部长吃饭,部长要吃鱼翅,我能说我不吃吗?我的生意还要不要做了?”

  签了字的王石,并没有因为不吃鱼翅而少做了生意。

  王石曾经在“企业家”、“登山者”、“不行贿”中,为自己选择了“不行贿”做标签。但是这个选择背后更多是无奈。“不行贿是企业家的底线,如今却成了难得甚至有点不可企及的道德准则。这个社会缺乏诚信,缺乏对基本底线的坚持。不行贿很容易,但想不行贿把生意做下去,不容易。不行贿的万科不仅做成了房地产生意,还做成了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个中辛酸,不足为道。”王石说。

  谈起他崇尚的企业家精神,以及自己最佩服的企业家,王石头一个想到的是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

  1999年,71岁的褚时健因贪污罪被判入狱,2002年因严重的糖尿病保外就医后,这位曾经的中国烟草大王在云南哀牢山承包了2000亩山地种植冰糖橙,10年后成为一代橙王。

  “我在2002年专门去哀牢山看过他,问他有没有遗憾,没想到老先生只淡淡说了一句‘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牺牲一些人在所难免’。就继续介绍他的2000亩荒山。”王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戴着草帽,穿着圆领衫,腰杆笔直,皮肤黝黑,谈笑风生那一年他应该是74岁,可无论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一个经历过那么大人生挫折的老人。”

  “我曾经设想退休后要躲到一个岛上远离繁华,却没想到这位遭了劫难、承包了2000亩荒山的老人,大谈五六年之后果苗挂藤的情况。如果我在他这样的年纪,有他这样的经历,能表现得像他这样自信坚强豁达吗?”王石说,十余年前,他和老人不到一个小时的相处,对于他的后半生具有着重要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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