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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十年硅谷梦,如何发现未来之星?

发布时间:2014-12-29 01:12:11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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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十年硅谷梦,如何发现未来之星?

如果气象条件允许,2014年最后几天,“云端”号飞艇,将从“阿波罗”基地起飞,漂浮在云层之上,传输海量数据,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云”。

“阿波罗”计划执行人――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限公司――这是在和Google赛跑:距离地面20至100公里的“临近空间”,除了火箭偶尔穿越外,没有飞机,没有卫星,还是一片人类尚未开发的寂静空域――直到Google去年在新西兰试验性地发射太阳能热气球。

作为世界级互联网企业,Google在全球配置资源,希望通过这些热气球发射Wifi信号向偏远地区提供廉价互联网接入。而深圳光启,这家才成立4年的年轻组织,凭什么行?

核心在于该公司背后,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下简称“光启研究院”)的科研实力:临近空间利用关键在于材料科学进步,而这家研究院短短4年,已悄然完成全世界范围“超材料”领域85%的专利覆盖。

在该院院长刘若鹏看来,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深圳“民办官助”体制下,研究院所能享有的灵活性。“政府给予一定的科研资助,我们自己根据技术进步、市场变化等因素不断调整人员配置、研究方向,在试错中成长。”刘若鹏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强调,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实际上,与光启同类性质的新型科研机构近年来在深圳不断涌现,且正成为深圳自主创新新势力。2007年落户深圳的华大基因是一个开拓者,此外在新能源、精密制造以及航空电子、航空科技方面,深圳也有相应布局。有人预测:深圳民办科研机构或将改变中国源头创新版图。

关注深圳创新发展的人都知道,由于历史原因,深圳一开始缺乏科研院所,90%以上的创新都是企业实施,市场拉动。近十年,深圳开始在源头创新上布局,但直到华大、光启这类民办研究院的出现,深圳逐渐探索出了一套适应这种新型研究机构的模式,也看到了真正能在新兴行业引领世界的伟大公司雏形。

今年上半年,深圳GDP增速为8%,6大战略新兴产业占GDP比重达四成。深圳市官员日前透露,预计深圳2014年GDP增速还将接近10%。在全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器,凭借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深圳似乎打破了“新常态”下越发达地方经济增速越低这一普遍现象。

进入而立之年的深圳,开始散发出令人振奋的“硅谷气质”。

寻找硅谷式“动力机制”

鲜为人知的是,今天光启位于深圳龙岗区的阿波罗基地,曾经是一个名叫阿波罗的养鸡场,后来是养鸽场,也办过眼镜厂。刘若鹏也觉得很神奇,名字不用改,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毫无违和感。

的确,这个基地的发展路径实际上也暗合了深圳的产业转型升级过程,而这种转型升级离不开创新驱动。

通常而言,典型的自主创新路径有两条。一种的实践动力来源于创新链上游,以大学、研究机构的创新活动为起点,通过实验室成果向应用环节逐步演进来拉动经济,最终实现经济系统竞争力提升。

“这在国内通常被称为‘成果转化’。”刚刚卸任的前深圳科协主席,现任深圳太空研究院院长的周路明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我国自主创新的实践活动大部分采用这一模式。周路明是光启研究院落户深圳的引路人,同时也是2007年落户深圳的华大基因在创新体系变革中的价值的发现者。

而深圳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即,以企业为创新活动起点,产品在开发过程中形成技术需求并向创新链上游传递,通过产学研合作方式实现创新目标。换句话说,深圳的创新动力来自于市场。

关注深圳发展的人,大概都听说过深圳的“四个90%”: 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生产于企业。深圳市长许勤认为,这是深圳自主创新体系中最有特点的东西。

“华为、中兴当初设立跟成果转化没有多大关系,它们最早是做代理,尝试制造的过程中开始有一些研发,为了实现技术上的目标,再把需求反映到上游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这是深圳特有的“需求创新”模式,一位观察IT行业多年的深圳媒体界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这与深圳的资源禀赋相关。作为一座上世纪末才新兴的城市,别说创新起点的那些大学、研究院深圳没有,就连工程师,“深圳建市之时只有两个,一个是拖拉机维修工,一个是兽医。”2012年2月,周路明在《科技日报》上撰文写道。

但好在深圳当年面临的是日韩台电子产业加工转移的历史性机遇,加上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吸引了全国各地在体制内束缚多年的科技人员,由于没有院所可去,这些人一头扎进市场经济洪流。“在整个90年代,有数十万科技人员陆续来到深圳,加入到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活动中,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周路明回顾说。

30年深圳飞速发展的历史,证明了“需求创新”模式的有效性,但局限在于源头创新缺乏。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研究生杨淳对1991年-2006年深圳专利统计数据分析后发现,深圳授权专利中,外观设计占据绝对优势,而作为衡量产业技术源头创新能力重要表征的发明专利比例却非常低,1991-2007年平均比例仅为4%。

杨淳发现,2007年,深圳发明申请量达19198件(同年北京为18763件、上海为15212件),然而发明专利授权量仅为2257件,远低于同期北京的4824件和上海的3259件。这意味着,尽管深圳专利活动技术创新活跃,但质量处于较低水平。

周路明最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也表示,深圳的需求拉动模式与硅谷的成果转化模式相比,虽然高效,但依然是在挣辛苦钱。“即便华为、中兴在需求拉动模式下成为国际一流企业,但其所在行业已见到天花板,在这个行业中赚取最大利润的还是外国公司。”

所以,对于深圳而言,哪怕将需求拉动模式发展到极致,也无法与硅谷比肩,这个城市需要把需求拉动和成果转化模式叠加才能实现硅谷梦。

补足源头创新短板

大约十年前,深圳开始有意识地对单纯的需求拉动模式进行修正,希望弥补源头创新短板。深圳陆续引入了虚拟大学园,也将清华、北大、哈工大等中国一流名校请进了深圳大学城。2006年,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立,被认为是深圳提升源头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

截至2013年底,该院累计争取项目1358项,经费14.87亿元,累计在研项目941项,其中国家级项目4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21项;共签订工业委托开发及成果转化合同329个,总合同额2.3亿元;专利申请量累计达到2143件,其中发明专利占90%。

也是在2006年前后,深圳南山区提出要在大学城、先进技术研究院一带,打造“深圳硅谷”。为此,南山区制定了《“深圳硅谷”建设规划方案》,还成立了“深圳硅谷”建设推进办公室。2007年前开园的深圳硅谷大学城创业园是南山营造“深圳硅谷”的开篇之作。

但几年过去,“深圳硅谷”概念渐渐淡出媒体视野,深圳硅谷大学城创业园也仅仅是出租一些物业给小企业。

“‘深圳硅谷’不太成气候,跟前期策划不到位有关,也与大学城的模式有关。一来,校本部是不是把最好的资源放了过来,二来,这些个高校性质的机构,也把科研机构的老毛病带来了。”一位曾在大学城一高校担任副院长的人士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

在他看来,所谓的“老毛病”是指传统高校国有研究机构以论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这种体系下,科研机构实际上对经济成长的贡献率很低。

同样是在2007年,如今已经声名显赫的华大基因一番流离后,脱离中科院体系,落地深圳,成立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这个脱离体制,又想做基因组学基础研究的团队注册成为一个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现在,它被定义为“民办官助”的新型科研机构,也是中国第一个“民办非企”源头创新机构。

而所谓“官助”,最主要的体现形式是科研资金资助。据深圳市委党校董建中副教授等人获得的数据,深圳市政府以无偿支持、平台建设、国家专项配套、项目专项等方式,已累计资助华大基因研究院约2.5亿元。

华大基因落户的当年,就用刚刚问世的第一代测序仪,完成了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图谱(又称炎黄一号)绘制,几乎与美国科学家公布的全球第一张白种人基因组图谱同步。

此后,华大基因大手笔购买测序仪,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基因测序服务公司。与此同时,华大在250种的顶尖期刊等出版物上发表论文,仅2012年累计发表SCI论文142篇,平均不到4天就发表一篇SCI论文,曾单周发表6篇重大成果。

鉴于这些影响力,华大基因被自然出版集团评为“2012年度中国科研机构”第六名,执行院长王俊被《自然》杂志评为2012年十大科学人物之一;2013年华大又被麻省理工《科技创业》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创新力技术企业50强。

如今,尽管还在一栋曾经是鞋厂的工业厂房里办公,但已经几乎没有人可以否认华大基因的实力与潜力。也因为华大在基因组学这一前沿领域的地位,深圳开始具备真正源头创新的实力。

深圳的“光启模式”

光启落地后,华大不再孤单。

2009年,年仅26岁的美国杜克大学博士生刘若鹏和他的团队通过超材料技术研制出能够对指定频段实现电磁波绕行传播的“隐身衣”,并将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超材料”领域在2000年出现,一直是被作为纯基础研究,但刘若鹏和他的团队的成果,让“超材料”应用变得触手可及。

时任科协主席的周路明发现了这个团队,并把他们留在了深圳。“中国人过去几十年都是在做跟进式创新,都是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覆盖已经完成或者接近完成的领域从事创新工作,所以中国人的成果已无法拉动起新的行业,也很难诞生世界级的公司。那些年我总在寻找机会:在新兴领域,发达国家知识产权覆盖还没有或者刚刚开始,有一群中国人在站在了第一梯队,这就是我们应该赌的战略机会,在见到刘若鹏的团队时,我确认这是我要找的那个机会。”周路明说。

按照华大的模式,光启研究院作为一个民办非企业研究机构,于2010年7月正式挂牌。周路明说,“华大给我的最大启发是,民办非企有可能是中国源头创新的组织方式的一次变革,所以在光启,我们是主动布局。”

光启落地之后,经过一系列的专家评审,广东省财政给予光启4000万元创新团队资助,深圳市政府则在予以免费使用软件大厦12000平方米场地的基础上,又资助了5000万元的设备购置专项资金、4000万元的省团队配套资助资金以及2700多万元的实验室装修专项资金和1000万元线路扩容改造资金。

根据光启网站公开的信息,截至2014年6月,短短4年,光启申请核心专利超过2600件,占过去十年相关领域专利申请量的86%。

“但光启模式绝不等于‘free money’(免费资金)。”刘若鹏强调。

最近光启副院长栾琳在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工作现场会上发言总结了“光启模式”的五大特点,民办官助、融合联动创新、企业化管理以及国际化、资本化。光启认为,官助民办,政府“养事不养人”及企业化管理的模式,给予了光启不同于体制内研究院的灵活性,从而可以不断根据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调整研究方向和人员配置,始终保持在国际前沿。

而能够在一个组织内实现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贯通,打通整个创新链条,在传统创新模式中,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我们原来做科技创新,条块分隔得很严格、细致,每个环节,都有各种专项计划,由不同的主体来承担。”刘若鹏说,“但是现在全世界的潮流是交叉。不是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了。现在需要的是,面向我们的目标,去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术突破。”

21世纪经济报道曾对包括谷歌、微软在内的全球十大科技类公司的科研情况进行研究发现,虽然他们都是面向广大用户提供服务,但他们也几乎都有自己的研究院,进行基础研究。

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有学者提出,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试验发展并不是一个单向的、线型的过程。不仅基础研究可能导向应用开发,应用开发也可以导出基础研究。学者进而将既追求基本认识又有应用考虑融合的研究,称为巴斯德象限研究。在这一象限内,主要依靠产业部门资助,但政府部门投入也不可或缺。

这几年,外界对光启有一些质疑,认为光启的民办性质,使得这些政府无偿投入的资金,进了个人腰包。对此,周路明认为,这是对民办非企研究院的性质理解有误。“民办非企与国有事业单位一样是公益性质机构,没有股份,不能分红;民办非企研究机构的最大优势是运行机制,深圳对这样一种投入产出高、运行机制灵活的新型科研机构进行高强度的投入应该讲是我国源头创新组织方式的重大突破,跟私有化扯不上一毛钱关系。”

深圳的试验,国家的未来?

有人认为,在华为、中兴之后,华大、光启又开启了深圳科技创新的又一个春天。华大、光启分别代表的生物基因和超材料领域,具有巨大产业化前景,而它们又站在了产业的制高点和最前沿。

华大基因的创始人之一汪建曾对媒体说,华大的科技服务能到一百亿,医学服务能到一千亿,人人服务能到一万亿。

而对于光启来说,其通过超材料导入到临近空间的商业价值也十分巨量。国信证券分析师王学恒分析认为,临近空间的市场空间保守估计在2000亿美金,乐观估计可达3000亿美金。光启科学今年6月在香港借壳上市之后,上市5个月股价上涨近30倍。

另据了解,目前深圳在国创新能源、精密制造、航空电子及航天科技方面,也布局了类似的源头创新科研平台。此外,深圳的一流企业也加入源头创新。“比如华为在研究数学。为什么?因为现代通讯需要。频率的利用效率如何进一步提高?有许多数学问题要解决。”深圳市市长许勤在前不久召开的第16届高交会上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时说。

他认为,深圳现在在源头创新领域,特别是几大战略新兴产业全面破局,很大程度是因为在这些领域已经不再是跟随者。“你越走在前沿,就越需要基础研究,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没有别人开拓。”许勤说。

源头创新能力的增强带动的是整个深圳竞争力的提高。“华大、光启在源头创新领域的突破,深圳可能像硅谷那样,诞生一批一出生就‘高大上’的世界级明星企业。”周路明说。

今年上半年,深圳GDP为6460.78亿元,增长8%,高于全国和广东全省增速。深圳的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2584.94亿元,同比增长14.3%,高出全市GDP增速6.3个百分点,构成深圳发展的新动力机组。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高国辉在16届高交会闭幕式上还透露,预计2014年全年深圳GDP增速仍然能保持或者接近10%,财政增速可以保持在20%多一点的水平。

在深圳卖地收入已经不足财政收入一成,且全部用于拆迁补偿方面,而固定资产投资不到GDP的两成的情况下,这种增速显得更为可贵。

当下中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一个普遍现象是越发达的地方经济增速越低,但借助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深圳似乎打破了这一规律。

在周路明看来,深圳的未来也可以成为中国的未来。经过20多年对科研体系的研究,他发现,知识的创造端和需求端有了很有意思的变化。具体而言,在工业革命阶段,知识创造端不足,需求巨大。所以知识创造出来,是不得了的事情。但几百年下来,知识的创造呈爆炸性增长,但需求却是稳定性增长,因为衣食住行这些大的需求都满足了。

“这就导致,知识的创造必须跟需求有某种关联后才显得有价值。”周路明说,这将意味着,在创新链条上,需求端的权重增加,“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十三亿人口基数反映的需求,以及不同的文化、地域背景导致的需求多样化,再牛的公司,要到中国市场,都不能忽略这些需求。中国这几十年科研这么烂,基础教育这么烂,但是产业创新这块没有被发达国家落得太远,而且还在快速追赶,很大程度有这方面的原因。”

另外,过去知识创造转变为应用周期很长(长则几十年,少则十几年),环节很多(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等等),而且这些环节由不同的创新组织承担。“近年来,创新链条压缩现象明显,一个创新组织能够把创新链条所有环节囊括其中,譬如苹果公司。在这种情形下,需求甚至可以直达基础研究环节。华大基因和光启也是这样,这在发达国家也不多见。”

但华大、光启这类具有拉动起新兴产业的战略价值科技团队发展中,一个共同的困扰是:由于是新领域、新行业,没有标准、没有政策、没有战略,要推动产业发展除了要解决技术、管理、市场等问题,还要提供行业生态解决方案,推动解决宏观资源配置瓶颈、政策战略盲点,一路走来十分辛苦,虽然有周路明这样一些有心人的帮助,但毕竟不是一个制度化的推动方式。

受此启发,周路明正在筹建一个全国性的智库平台,聚集官产学研资各领域领袖人物作为中国源头创新的专业性服务平台,通过提供项目评价、产业生态研究推动决策等,扶持更多华大、光启团队参与源头创新。

周路明声称,他希望通过国家级智库平台的大旗,感召国内外优秀团队用新机制、新的路径从事源头创新,推动中国源头创新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组织方式的变革。

光启可复制吗?刘若鹏的回答是,“ How to say?(怎么说呢?)我也在观察。”

刘若鹏的切身体会是,深圳这些年从顶层设计上加大创新支持力度,一开始会有创业团队冲着free money来,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大家会对初创企业高看一眼。“大家会问,你是不是下一个腾讯,会不会是下一个华大、光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而这种力量我没有在其他城市看到。”

“虽然你现在很小,但是很有可能就是super star(巨星),这才是这个城市的Secret。”刘若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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